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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为大观的秦晋拳种,源传地域不尽相同。有的源发于本地域,对秦晋地域而言,这类拳种的源发地域与源传地域合一;有的则来自于其它地域,这类拳种的源发地域与源传地域并不相同。源传地域是秦晋本地域的拳种有7个,而从燕赵地域传入的拳种有36个(除去重叠的还有31个),从中州地域传入的有15个,从齐鲁地域传入的拳种有6个,秦晋拳种的主要源传地域以燕赵地域为最。秦晋拳种得以在本地域源发或从其它地域传入,主要通过六大传习途径。

秦晋源发

在秦晋地域流传的拳种中,有一部分的源发地即在秦晋本地域,形意拳一脉是此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之一。据考证,当今流传于各地的心意拳、形意拳的始祖是明末清初山西蒲州人姬际可。虽然关于该拳种的创立旧传有多种说法,如传为达摩所创、或岳飞所创、或姬氏龙、凤二人所创等等,但姬际可创拳之说“已逐渐为广大的形意界同仁所认定”。姬际可“是一位以岳飞为榜样并敢于创新的武术家”,他自小即在家塾修文习武,后练就精湛枪法,练枪时骑马奔驰于村中巷道内,以枪尖点刺两旁屋檐下外露的椽木,竟无一漏过。《姬氏族谱》这样描述姬际可:“技勇绝伦,老年破流寇于村西,手歼渠魁,人号‘神枪’。训次子,字龙峰,传艺河南,至今人以夫子事之”。后来,姬龙峰以枪创拳,并经过历代传人的不懈努力,遂成经典。如今在山西祁县流传的戴氏心意拳、太谷县传习的形意拳皆渊源于此。

此外,杨家拳、柴氏同备拳、傅拳、八法拳等拳种也是源发于秦晋地域的。杨家拳据传由杨家将所创立。北宋时期的杨家将曾在今天的山西繁峙县、代县一带屯兵驻防,他们的后代也一直居住在这里。据有关资料记载,杨家拳由杨家后人代代相传至今,但从不传于外姓,杨家拳所含内容主要包括绝命枪、穗子鞭、三十六式鞭杆等等。柴氏同备拳由山西河津人柴文魁大略于清嘉庆、道光年间所传,该拳种没有单练套路,但特别注重功法练习和技击。柴氏同备拳主要在柴氏家族中内传,两百多年来高手辈出,如柴文魁本人就因武技超群而获皇封“武法骑尉”荣匾,其族侄柴甫仁获皇封“武略骑尉”之匾,其孙柴国栋所授山西万荣县的外姓门徒李春荣考取武进士,柴国栋族侄柴笃信继承家学,中武举人。

杨家拳和柴氏同备拳不仅源发于秦晋,而且都以家族传承为主要传承方式。流传在大同、朔州、运城、太原等地的八法拳则是由清末武术家李德茂综合形意、炮锤、弹腿、劈挂、通背等拳种创编并流传至今。另据张耀伦等人的考证,太原人“傅山在世时编创过朝阳拳,后演变为子午太极拳,流传给后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所有拳种都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归纳、总结出来的技术集合体,他们是武术文化的真正缔造者。而创立拳派的武术家们实际上发挥的是将他所掌握的各种武术技术依据个人的领悟、构思而设计出来的一个训练体系,他们起到将武术技术集大成并推而广之的作用。源发于秦晋的拳种不仅在本地域内得以流传,有的还广泛地传播于其它地域,尤其是形意拳的习练人数众多,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显”拳。

多域融合

严格说来,没有哪一个拳种不是由许多先辈的实践经验积累、融合而成,有些拳种甚至是多个地域的多门武技之集大成者。前面提到的八法拳的创拳基础中,除了形意拳来自本地域,炮锤、弹腿、劈挂及通背拳都是其它地域源发的拳种,因而八法拳也可以说是多个地域拳种融合的结果。在多域融合的拳种中,以秦晋名拳——陕西红拳最为典型。陕西红拳由三原鹞子高三、临潼黑虎邢三和潼关饿虎苏三等武术大家们共同切磋交流、融会贯通而自成体系。

例如陕西红拳中的四究拳共二十手,就是由这三位武术大师和河南通臂李四一道(他们四人合称“三三一四”),各自研究编创五种手法,并由高三将这二十种手法组合成拳术套路的。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尤其是高三,不仅早年就在家乡练就一身高超的武艺,还毅然只身出游,足迹曾至豫、鲁、冀、鄂、川、甘、湘、苏等地,向各处名师虚心求教,终于练就了“河南之腿法,山东之滚打,河北之燕青,少林之八步,湖北之通背,等等”。高三等武术家们正是因为先前多方学艺,博采众长,武功达到炉火纯青之境,然后将外地域的武术技艺和业已流传于秦晋本土的地方拳技熔于一炉,终于形成了深受人们喜爱的高家红拳。

外出求经

还有的拳种则是秦晋武人专程前往其它地域拜师求学后引进本地域的。如八卦掌就有多支是通过“外出求经”的途径传入秦晋地域,平顺县的牛继泉于年前后在北京随王春学习八卦掌,回到山西后,将该拳传播于晋东南一带;交城县张春波曾随四川郑怀贤学习此拳,并将之传播于太原一带;山西大学陈盛甫曾在天津跟姜容樵学得该拳,后授之于山西各地。

南少林五行柔术的传入途径也是如此,该拳种传人李志蓉、李志英是当时颇负盛名的拳术家,并开设镖局于天津,太谷县董秀升于年慕名前往拜师学艺,遂将此拳带回秦晋。此外,闻喜县朱德胜年从河南嵩山少林寺学到罗汉长拳,后回到家乡传授乡民。阳泉人吕占鳌年前往河北沧州师从陈善学得燕青拳,年回到山西原籍并传授该拳种。流传在平遥县的霸王拳是该县刘福元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从北京学得,并回到平遥传授该拳艺,太原和忻州传习的霸王拳也是自平遥传出。秦晋拳种的这一传入途径表现了秦晋人民尚武、慕武的精神,他们为增长武技而主动外出求武,为秦晋地域的武术文化导入了许多新鲜血液。

经商捎武

明代李鼎曾言:“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南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其实,商业的繁荣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商品的流动,与之相伴的还有文化的交流。秦晋地域的山陕商帮一度叱咤九州,武术文化也随之输入或流出,如川中的陕西商人为了自身的人身、财产安全而邀高三入川相助,于是便把高家红拳也带到了四川。作为山陕商帮的故乡,秦晋地域流传的许多拳种的传入也与商路密切相关。如灵石县何庆庚清咸丰、同治年间在山东武城县经商时,拜“铁胳臂”董裕为师学习三教门拳和弹腿,年老后回到故里,将所习武技授徒。敏函拳得以传入秦晋,是太谷县邢成三在清朝中叶来往于四川等地经营票号时学到此拳,回山西后传授给阳曲县穆修易。此外,信拳是清道光初年平遥人王正卿在北京面铺学生意期间随贾殿魁学得,绵掌是清道光年间文水人左昌德随父在北京经营车轴生意时师从张德茂而练就并传到山西。

“镖局是以武术为基本手段,以保护商人人身、经营场所安全和商品、现银长途运输安全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机构”。在旧时交通不便,旅途不安全的情况下,镖局曾为商业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这一点,人所共知。但是,镖局与商业之间不仅仅是有着相依相存的密切关系,事实上,其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不论是作为商业护卫的镖局,还是作为商业行为的镖局都曾经是秦晋武术文化发展道路上的推动因素,如有研究表明,镖局和太谷形意拳之间便存在着良性互动关系。从秦晋拳种传入途径来看也有许多实例,如流传在山西晋中、太原、阳泉、大同等地的弓力拳,是清光绪年间晋中榆次人安晋源在河北张家口经营三合镖局时,随山东弓力拳师张兴学到并传回山西;罗汉拳的一支由王正卿在北京开设镖局时以武会友所得;八卦掌的一支由晋中冀立正在北京会友镖局时从“大枪刘”刘德宽处学回。

移民携技

葛剑雄教授指出,“文化传播需要媒介,移民历来就是文化传播最活跃的主体”。的确,移民为秦晋武术文化的变迁带来了活力。山西黎城县西井镇有个南港沟村,乃清光绪年间从河南林县迁居至此。他们移居的同时也将尚武的风习一并带来,“耍拳在这个村似乎成了传统,谁家的子弟不学拳,就象现在城里人不让孩子读书一样,遭人白眼”。当然,如今人们都改变了观念,知道上学求知的重要性,但练拳习武对南港沟人的特殊意义也由此可以想见了。由于该村拳师的武艺颇精,他们还经常被别村聘请传授拳技,从而把来自河南的中州武术文化添加到秦晋武术文化之中。

移居秦晋地域的一些拳种的重要传人将大量的其它地域的拳种带到了他们所迁入的新地区,如河南金丽贵将少摩拳带到西安,山东苏太和将指东拳带入宝鸡,河南杨茂才将七势拳传入宝鸡,河北路文瑞将长臂猿通背传进西安,河南呼延福田、呼延禄田兄弟二人将韦陀六合拳带到左权县,山东雷振威将子母鞭杆传到洪洞县,河北杨振铎将杨式太极拳传到太原,河北王昆天将通臂拳传入介休,河北周小泉将短拳传到太原,河北贾庆彬传授洪拳于灵石县……。

迁居带来了武术文化的新气象,有的甚至会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基地。例如发源于河南温县赵堡镇的赵堡太极拳,因郑锡爵、郑悟清、侯春秀三位拳师迁居西安并在此长期授拳传艺,传人众多,以致西安“实际成为赵堡太极拳的第二传授基地”。

他们三位原本都是赵堡镇人,郑锡爵师从和庆喜,后因战乱迁居西安,曾担任赵寿山部队的武术教官,年在西安市体委担任武术教练;郑悟清也师从和庆喜,与郑锡爵并称“西北二郑”,曾在位于长安县(现西安市长安区)的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担任武术教官,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安市武术协会委员;侯春秀师从张敬之,年到西安,解放后在三轮车工会当工人,同时教拳授武。郑锡爵所传为赵堡大架,侯春秀所传为赵堡中架,郑悟清所传为赵堡小架,他们三位授徒众多,成为在西安流传的赵堡太极拳的三支重要力量。这些携带着武术文化的特殊群体移民到秦晋地区后,原地域的一些拳种不仅被他们继承了下来,还得到了迁入地人们的喜爱,人口的迁居带来了武术文化的迁移,促进了武术文化的传播。

职业授武

秦晋拳种有一部分来自职业的授武者。其中有的由外地域拳师设场教拳传入,山东拳师李常青于年在山西屯留县潞村设场传授战功拳,授徒30余人。清光绪年间至年有数批拳师从河北、山东来到山西设场传授梅花拳,最早的是河北邢台人苗凤旺传拳于和顺县;光绪末年,河北曲周人李忠义设场于曲沃县;年山东曹州人李红标设场于武乡县;年河北涉县人李振林设场于平顺县;年另一位河北涉县拳师张德星设场于襄垣县;同年河北平山县王明山设场传拳于左权县。他们将梅花拳较为广泛地传播至秦晋地域,在秦晋民众的生活方式中又添加了几笔绚丽的色彩。

也有些是秦晋地域中开设的武馆聘请外地域的武术教练从而使得有关拳种传入本地域。如清光绪末年河北张占鳌受聘于大同毛家皇村的武馆传下弹腿、罗汉拳;又如,年成立的山西河边国术馆曾聘任北京会友镖局的镖头于鉴担任总教练,并从他的随从中选拔教练数名,传入了三皇炮锤等拳种。

新中国的武术工作者投身于秦晋武术事业之中,他们也为秦晋武术文化的建设起到了添砖加瓦的积极作用。如年太原刚一解放,陈盛甫便从山东调来太原工作,先是分配在国民师范担任体育教师,年调任山西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科任科主任兼副教授。他在山西武术工作四十余年,培养了大量的武术人才,为山西带来了八卦掌、弹腿、太极拳等优秀的武术拳种。又如出身于武术世家的通备大家马贤达,年分配到陕西师范大学任教,后又调入西安体育学院工作,年担任陕西省体委副主任,他不仅在高校传道授业,还在省专业队授拳传武,从而将融劈挂、八极、翻子、戳脚、太祖、螳螂于一体的马氏通备武艺带到陕西,使之在秦晋大地上生根发芽。

不论是哪一种传入途径,都为秦晋武术文化的繁荣做出过贡献。当然,有的拳种传入的途径并不局限于某一种,例如八卦掌除了前面提到的以“走出去”的方式“外出求经”,还有“请进来”的“职业授武”,象民国时期山西国民师范便先后聘请过河北博野张桐轩、深州李斌堂、河间王俊臣、北京何雨波等精通八卦掌的武术教师来校传艺,该校学生中深得其艺的研习者不在少数。

再如太极拳,有通过移居秦晋的太极拳家带入的,杨振铎、郑锡爵、郑悟清、侯春秀等人传杨式太极拳、赵堡太极拳便是如此;也有通过聘请外地域的太极拳师任教引入的,民国时期秦晋的武术组织从北京、河北等地聘请的刘东汉、张庆林、张庆海等人传授太极拳即是;还有本地域有人专门前往外地或外出经商时学到了太极拳,返回本地域后带回的,汾阳王新午学拳于吴鉴泉、纪子修、徐禹生,大同张昭学拳于张森泉,闻喜王宜宣学拳于杨澄甫,他们都在北京学得太极拳术并将之传回秦晋。

诸多的传入途径使得秦晋武术文化中源源不断地融进了其它地域的武术文化因子,这也是秦晋武术文化弥久常新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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