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的普及变化,除帝王的喜爱为幕后推手

宋代书法，多以行草书为主，篆书则不显。篆书过于严谨繁复并且几乎脱离实用领域，与洒脱随性的宋世书风显得格格不入。但宋代篆书在继承中以率性求变的独特风格，为篆书的融通增添了新的样式和生机。

此外，北宋拥有一个人数颇多的篆书书家创作群体，保证了篆书此后二百年的传承和发展，把北宋篆书看作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应当是不为过的。

“崇文抑武”——政治的规约

书法能有序地传承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帝王的推崇。书法是不仅是一种文化产物，还具有政治所赋予他的社会功用。从书法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无论书体如何演变，还是其字形、结构、用笔的不同，它的社会功能化都从未改变，同时也是构成书法传统的重要内容。

北宋时期也不例外，建国之初，刚刚结束五代十国割据的动乱局面。虽天下大定，但国内外的形势依然严峻，因此，恢复封建礼教和儒家思想来安抚人心并使国家有序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北宋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一改前朝重武风尚,大力推行“崇文抑武”之政策。在“崇文抑武”的举措之中，立碑尊孔谓之古训。通过立碑，以教化子民，为大众树立典范。

如宋太祖即位之时，“即诏令增葺开封文宣王庙祠宇，并亲撰赞文，表彰孔、颜。重修以东京、长安和曲阜三地为核心的被战乱毁坏的全国文庙，并刊碑纪功，以昭天下与后。”宋太祖的政策表明对尊孔雷厉风行。

之后“建隆三年，重修京兆长安孔庙、文宣王庙，扩建庙内讲学黌舍及安置《开成石经》与书库府，刊刻《重修文宣王庙记》；乾德二年八月十五日，又立《修中岳庙记》，篆书题额。太宗即位，太平兴国八年诏谕大臣，重修曲阜孔庙，刊立《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庙碑铭》。”

“太平兴国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重刻梦英篆额的《夫子庙堂碑》；淳化二年立《谒文宣王庙记碑》。”以上材料记录了北宋初期帝王的对“崇文抑武”一系列的政策实施，在此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尊孔重教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对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在众多的举措中，封禅与篆书的联系最为密切，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是一种大型的祭祀活动，在太平盛世、天降祥瑞之时举行，传说于夏商周三代。

秦始皇对封禅的重视，昭示自己与天相通，已达天人合一。其实质意义便是增加自己的权威，是一种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封禅仪式的举行地点有东岳泰山与中岳嵩山，其中泰山举行次数最多并且影响最大。

自始皇帝开始到宋真宗止，有六位帝王十次封禅泰山。封禅内容为便于传颂，则刻于石碑之上。石碑，“碑”出现于春秋，是礼制建设中重要组成部分。它是由宗庙、祠堂祭祀用于拴畜牲的石柱体演变而来。

战国时期，贵族殡葬之时，因墓深，便以碑作为支架，棺木方可安全下放。后以怀念逝者，作记录功德之用，盛行于东汉，唐代为最高峰，不仅数量庞大，而且书法价值极高。

碑由碑额、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因篆书端庄雅正，而且富有装饰典范之趣味，所以常常用于题写碑额。因而，有帝王倡导并实施的崇儒尊孔之举，开启了儒学盛行之风，促进了碑额篆书的发展。依据现存与出土的北宋碑额来看，数量之大，风格多变。

唐、五代跨度时间最长，为年，其篆书碑额数量却少于北宋，唐至五代比例为80%，而北宋时为%，南宋数量最少，为58%，而北宋篆书碑额占北宋碑额的比例也是最大，占到75%之多。

因此在北宋时期书写碑额时，在众书体当中选择以篆书作为书写字体居多，而且同时也反证了北宋初期篆书是比较流行的书体。究其原因，一是“崇文抑武”政策的推行；二为北宋帝王对篆书的喜爱所至。

真宗喜爱篆书有加，与大臣共同学习篆书，并亲自书写。这一举动对篆书的普及具有重大的影响。再有赵頵“端重明粹，少好学，长博通群书，工飞白、篆籀”称其墓志为“善笔札，飞白、篆籀皆能造其妙。”以上皆可说明北宋皇室对篆书的偏爱，导致篆书碑额数量之多的重要因素。

不同地域其篆书碑额数量相差较大

不同地域其篆书碑额数量相差较大，以黄河流域占主要数量约70%，引起这种差异是因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位置不同。篆书碑额在北宋各个时期的数量，其中前期较少并失拓数量最多，原因是距今时间较长，保存不当，以致流失，并且当时刚刚立国，国家不稳，破坏较多。

北宋初期篆书碑额风格主要以李阳冰小篆为主，原因在于受李斯、李阳冰的篆书影响，是晚唐五代书风的延续。

在众多的碑额中以书风工稳雅正，线条均匀流美、瘦劲有力，字法规范，结构宽博，用笔灵活自如、婉转流畅为主，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重修文宣王庙之碑》，是现在我们能看到北宋最早的篆书碑额。

由马昭吉篆额并刻于建隆三年，此碑额属于婉转瘦劲型，其风格取法于李阳冰小篆，结构宽松而匀称，线条流畅而挺拔，用笔干净而质朴，与此篆额具有相同风格的另有《篆书目录偏旁字源碑》，刻于咸平二年年；《文宣王赞》刻于大中祥符元年；《封祀坛颂碑》刻于大中祥符元符二年年；《勃兴颂》刻于天禧三年年。

而对于笔法装饰性较强的篆书风格极少，“杂糅”体则更为少见。形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有二：其一因北宋立国不久，帝王为校订典章制度，便命徐铉等人重校《说文》，对篆书字法进行梳理规范，使得宋人写篆之时，对于文字的使用更为谨慎；其二为取法对象的单一，在金石学没有兴起之时，宋人所见篆书经典作品受限，眼界受阻。

在政策与客观因素的促成之下，便形成了北宋初期篆书碑额风格。

北宋篆书风格发展

在宋太宗继位后，继续推行重文轻武的治国大略，他深悉“人文国典，粲然复兴，以为文字者六艺之本，当由古法，乃诏取许慎《说文解字》，精加详校，垂宪百代。”由此命徐铉等人重校《说文解字》。

此牒文说明其一汉许慎《说文》自撰写完成以来，广为传抄，错误百出，文字古法，难以继承，因此为溯其源流，审定刊正；其二命徐铉、葛湍、句中正等擅长篆书，精通小学者共同校订，并作典范，已于使用。

《说文解字》是由汉代许慎编撰而成，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以考究字源，分析字形的字学著作。该书首创汉字部首，以部首统筹全书，共十五卷，收录汉字达九千之余。

其字头以小篆为准，兼有古文、籀文等异体字形，为后学者留下宝贵的文字资料，明确了汉字字形的流变脉络。自《说文》成书以后，便广为流传并使用，出现一大批《说文》研究者，如：郑玄注三礼，都曾援引《说文解字》以证字义；晋灼、应劭注《汉书》等。

汉到南北朝时期经历几百年的传抄，时代变迁，社会跌宕，文字字形变异,《说文》此时已失去原来之面貌，舛讹摆出。

李阳冰曾刊定《说文解字》，他颇为自负，曾对蔡邕、李斯二人在《上采访李大夫论古篆书》中进行指责，认为只有自己才可扭转这一局面。但事已愿违，由于条件的限制，材料的不足，使得很多字法、字义都无法得到有效的“外证”。

徐铉在新校《说文解字序》中云，明确表示对许氏《说文解字》的字义、字形不满，并重做释读，他不顾圣人之意，破坏祖宗之法，校订《说为解字》实为臆想而成。

大徐本说文解字局部现存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是对李阳冰版本进行修正袪妄，是《说文解字》唐以后的第一个版本，也称小徐本，其兄徐铉归宋后，在此基础之上对《说文解字》进行校订，流传于世。

根据现存仅有的唐代《说文》残卷（木、口二部）则可反映唐代官方篆书书风。根据对比可以看出唐代到北宋《说文》风格的演变风貌。其一，字形由姿态修长变为宽博饱满；其二，用字以及篆法的规范程度在减退。对于这一风格的变迁，其根本原因在于书法教育的不同。

唐代中期之前以悬针篆为主的发展面貌，中期李阳冰一改前人用笔特征，追溯秦李斯风格，变悬针篆为玉著篆。但古文以及悬针篆并没有因此而废弛，宋初郭忠怒的《三体阴符经》、《佩觽》、《汗简》，夏竦的《古文四声韵》等古文字书籍的出现，亦可为反证。

结语

北宋初期，由于帝王对与崇文抑武的政策推行，儒学得以复兴，儒家思想崇尚古意、典雅，而篆书恰好符合儒家的审美观念，所以在施行的礼制建设中，时时见到篆书的身影。

字学是文化之本，是国家实行文治的重要工具，因此修订字书势在必行，在此背景之下，徐铉等便被授命修订《说文》。又因帝王对篆书的酷爱，影响了时人对篆书的学习，推动了篆书的普及，引导了北宋初期的篆书热现象。

篆书在被统治者所利用的同时，承袭唐人篆书的遗风，不断地融合与锻造，以此来奠定了北宋篆书发展的风格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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