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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国的“五岳”,很多人都知道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对于了解这些知识的渠道,无非是把它们当作旅游目的地,或者是在影视剧里有所见闻罢了。之所以有“五岳”的说法,是源自于在原始社会时对大山的崇拜,当时的人们除了因大山可以提供人类所需要食物、木材等物资,而答谢“山神”的馈赠之外,更认为高山是天神所居之处,因此古人对高山、大川都有着一套隆重而虔诚的祭祀礼节。

年大明舆地图上的五岳

而对于一方广大区域来说,最高的山所居信的神灵更为强大,也就受到更多的重视,就产生了“岳”的说法。“岳”在文化上象征着一方至尊,谁拥有了对“岳”的祭祀权,也就等于可以与神灵直接进行沟通,也就代表了对这一地区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为了显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历朝历代皇帝都有着祭祀“岳”的强烈愿望和需求。

在我国按照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确定的“五岳”,是在汉宣帝的神爵元年(前61年),当时五岳是:“东岳泰山、西岳华山、中岳太室、北岳恒山、南岳天柱山”。在字面上看来,其中四岳与今天已基本相同,南岳衡山直到北周时期,才依据《周礼》的说法,确定衡山为南岳。其实,北岳恒山也不是汉朝最开始确定的那座山,在中间也经历过“更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大清五岳镇图

作为帝王封禅与祭祀山岳的文本依据,是来自于《尚书》一书中所记录的上古帝王巡狩活动,其中《禹贡》篇关于恒山的记录是这么记载的:

“导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壶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记录了大禹自岍开始走的路程,此句又被《汉书·地理志》沿袭,颜师古注:“太行山在河内山阳西北。恒山在上曲阳西北。”唐孔颖达《尚书正义》疏“导岍及岐”句为:“《正义》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内山阳县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阳县西北。”这些记录都表明自汉代以来人们就认为恒山是在“上曲阳”这一行政区域,而上曲阳正是今天河北省曲阳县的古称。

秦朝的恒山郡

并且,秦朝时所设的36郡之一的恒山郡,其覆盖范围包括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和保定市南部。位于今天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城的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A级旅游景区北岳庙,则是古代帝王祭祀北岳恒山之所,据清康熙《曲阳县志》记载:

北岳庙,祀岳古也,自汉宣帝神爵元年始有常祀。……唐武德中祀北岳恒山于定州,牲用大牢,祠官以当界都督刺史充仿,称北岳府君。开元十五年封安天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九月加安天元圣帝。元顺帝至元五年加安天大贞元圣帝。明洪武三年始定为北岳恒山之神,御制祭文、著之祀典,一时岳镇海渎诸神皆正其号。

清朝曲阳县志中的县城图,可见城西北部的北岳庙

清朝曲阳县志中的北岳庙

由此可见在曲阳祭祀恒山的历史之长,给予北岳之神的地位之高。但是今天大家却都知道,北岳恒山却是在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把北岳由曲阳恒山“移祀”到了山西浑源恒山呢?这个变化是发生在哪个时期呢?

北岳移祀的时间并不算太早,据《清实录·世宗章皇帝》记载,清顺治十七年(年)决定将直隶曲阳县之北岳祭祀礼移至山西浑源州。清朝的皇帝做出这个决定不是突然间就有的,早在元明清三朝之前的金朝,刚定都北京时,就有人提出要重新确定北岳地点,明弘治六年(年)马文升也提出北岳移祀一事,但最终在清朝才完成了北岳的“移祀”。

年,清朝时的五岳

那么,为何这些人都想要把北岳的位置,从曲阳县恒山移走呢?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曲阳的恒山在宋辽交战的时期,因为恒山附近一带是战斗的前线,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建筑被破坏殆尽。

二是古代官员祭祀北岳时不是在恒山脚下,而是在离北岳百里之遥的曲阳县北岳庙,金朝又分曲阳北部置阜平县,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恒山与北岳庙分属了不同县,致使祭祀不便。

三是自金代时候起各朝代的首都均在今天的北京,但是曲阳的恒山却是在北京西南方直线距离近公里的地方,再称其为“北岳”,就不符合皇帝对“天子当居天下之中”这一要求了。从这一点上看,只要首都在今天的北京,曲阳恒山的“北岳”名号被移走是早晚的事情。

清康熙年间的《北岳恒山图》

虽然今天借助于现代的地图,我们可以知道浑源恒山和北京处于同一纬度。但是在古代可不知道啊,当时的人们如果从京师出发到浑源恒山,需要从京师北行,出德胜门经昌平,再北行过居庸关,经怀来、保安州(今涿鹿)、西宁(今阳原)才可到浑源,一路北行再西行,给人的感觉是向北走才可到达浑源的北岳恒山,这样的路线可以在一定形式上满足北行祭祀北岳的路线要求,所以“北岳”就在清初被正式确定在了山西浑源恒山,而河北曲阳的恒山今天则被称为“大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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