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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汉学家毕罗潜心研究中国书法20余年,在海内外享有盛名。多年来,他用汉语、英语、意大利语著述,代表作有《孙过庭书谱研究》《李白其人其诗》《以书护法——集王圣教序研究》《尊右军以翼圣教》。年,他被广州美术学院特聘为教授,致力于培养中国书法史研究与书法文献翻译人才,为中西方经典文化艺术的交流作出了很大贡献。近日,“道中华”专访了这位意大利汉学家。毕罗访《贾使君碑》。(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记者:作为一名就职于中国高校的外国学者,您认为东西方在文明互鉴、交往交流方面还能够做出哪些有益的尝试?毕罗:作为研究中国书法文化的西方学者,我一方面不断了解各种书法现象的文化审美价值,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做出欧美人能够懂得的解释。年,我在Routledge出版社出版了研究《集王圣教序》的英文著作。年2月,我即将在意大利出版全面研究《兰亭诗集》的意大利文专著,通过我的著作,积极地介绍广义的书法文化给国际读者,会有更多人意识到“书法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一”这一事实。英文版《以书护法》封面,年11月出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但是,认识到书法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能够真正欣赏它纯粹的“形体美”。西方绘画相当的写实,汉字书法不是具体写实形象的艺术,所以要真正欣赏它还需要对它的表现符号——汉字有深刻的认识。但这并不是说,只有认识了几千个汉字以后才会对书法产生兴趣,才能够创作精美的书法作品。我本人的体会是,对汉字书法的感知在本质上就是“一见钟情”,这种对中国书法魅力的“着魔”一定不会是只有我这个欧美人才有过。关键在于,有了这么一种初步的“积极冲击”以后,如何更准确更有效地进一步认识它、欣赏它、消化它,最终把它当作自己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中的一句话:“意在笔先”。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每次行动成功与否,都取决于起初的“意”,而实现这个最初之“意”,则需要漫长的时间和不懈的努力才行。研习中国书法,传播中国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此,我个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包括我所就职的广州美术学院在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所从事的活动,最终目标是促使国际文化交流,让中国书法以及其他有文化和审美价值的中国艺术走向世界,以便给全球人民提供内容更多元、形式更丰富的文化营养。广州美术学院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考察嵩山少室阙。(图片由受访者提供)记者:年起,您在《书法》杂志连载了14期《书法行走——一个西方人游览中国书法文化》。这20多年的行走,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毕罗: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年,真正意义的书法行走应该从那时算起。我很欣赏中国俗语“百闻不如一见”。我认为,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如果一直躲在自己书房里,久而久之就会养成忽视观察当下现实状况的习惯,以为所谓的“学术研究”可以充分解释一切现象。第一次来中国,我十分渴望能够找到教我毛笔字的老师。我并不在乎什么名人专家,我想找一位民间书法爱好者。这种重视手头功夫和直接交流的心态深刻影响了我之后的整个治学态度。后来,开始认真学习书法史的时候,我感到既然书法相关的好多文物都尚在,就应该尽量多看看实物。我那时候并没有所谓的“实地考察”的概念,只是比较单纯地想看看书法文化的真面目。实际上,游览书法胜地时,由于交通和居住的需要还积累了种种体验,我也有意识地逐渐开始注意了一些与书法文化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比如说地理环境、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与饮食风俗等。我想,从纯粹的认识论角度来讲,“走万里路”和“读万卷书”都不能缺。因此,这二十五年游览诸多书法胜地的经历给我带来了非常丰富的知识、经验和教训,不仅熟悉了书法文化本身,更重要的是了解到整个中国文化的面貌。对我来说,除了基本的学术规范,我做研究的最根本的动因和价值都来自于现实生活包括考察实地过程当中获取的种种营养和启发。广州美术学院中外书写文化与美术交流研究中心考察洛阳偃师区《武则天升仙太子碑》。(本文图片均由毕罗提供。)记者:您曾说:“要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就离不开书法”,如何理解?毕罗:在今天的中国,书法活动主要是临摹和创作。民间爱好者和专业书法家都是结合这两种方式去从事书法活动的,只有一少部分对书法的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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